中国超级计算机进化史

2018年，曙光、天河与神威已进入到超级计算机竞赛领域的E级（秒钟运算一百亿亿次）超算研发，并逐步实现CPU和加速器的全国产化。

虽然104机性能与美国的RCA501型计算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却与同期起步的英国、日本等计算机水平相差无几。

这年，中国第一台大型向量计算机系统757机也研发成功，向量运算达到每秒1000万次、标量运算速度每秒280万次。

随后的109丙机在“两弹”试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功勋机”。

1973年8月，我国首台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150机诞生，这台计算机主内存130K。配有多个程序和操作系统，每秒运算速度达100万次。

在长城、联想等品牌带动下，国内涌现出一大批计算机制造企业，如四通、方正、同创、实达等，成为带动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龙头，让中国计算机工业从第三代迈入到第四代。

同一时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研制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同时派人向“老大哥”苏联取经。

DJS-131小型计算机总计生产了334台，却是当时国内应用面最广、系统最稳定的国产数字电子计算机，被同时应用在23个省市的邮电、电力、铁路、通信、医疗、地震、科研、交通、工业和国防建设等领域。

随着超级计算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相继建设了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深圳中心、无锡中心、郑州中心等7家机构。

1997年，随着曙光天潮 1000A落户辽河油田，中国超级计算机彻底打破了进口产品的市场垄断，洗刷了昔日超算领域的“玻璃房”耻辱。

同年5月，中国超级计算机方案论证会上，这项工程被命名为“785超级计算机”，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上将取名为“银河”。

值得一提是1975年定型生产的DJS-131计算机，是一台内存4～32K（可扩展至64K）、运算速度每秒50万次的桌面型计算机。

拿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104机举例，这台后来参与了多个大型国防科研项目的大型计算机，每秒可完成1万次浮点运算；而同期IBM为美国军方设计的7030机，浮点运算性能是每秒60万次。

其中IBM公司发布IBM 360系统大型计算机已可以同时运行许多不同的程序，并向文字处理和图形处理领域延伸，大型计算机更是领先中国许多倍。

而那时中国的大型计算机无论性能还是产量都还难以满足各种建设需求，尚在艰难跋涉中。

可由于项目经费缩水，以及研发方向的错失，没能将CPU研究独立出来持续进行，从而为日后计算机的芯片产业埋下了隐患。

面对现实差距，中方政府决定通过购买设备，从而学习和掌握超级计算机前沿技术的政策。

面对人才紧缺的问题，中国计算所筹委会与国内多家著名高校合作，连续举办了四期计算机培训班，先后培养出七百多名计算机方面的科研人员，奠定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人才基础。

1952年夏，有感于美国正开展电子管计算机的研究，华罗庚提倡并牵头，与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等人在中科院数学所内，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1958年，在“立足国内先仿制，后自行设计”的原则下，中国仿制苏联M-3大型计算机的103机研发成功，每秒运算速度1500次，实现了从零到一的跨越。

从这时起，中国大型计算机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层面，在中国石油勘探、气象预报、科学计算等领域肩负起新使命。

不过，中国超级计算机数量虽然超过了美国，但在综合算力上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依然有一定的差距。

幸好在中国科学界有部分专家已经意识到自身与国际前沿科技的差距，不断呼吁，这才使中国超级计算机工程以更快的速度迎头赶上。

1956年3月，在新中国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计算机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四项紧急措施”之一。

最令中国科技人员深感愤怒又无奈的是，计算机被设置在专门的玻璃机房内，钥匙却由美方管理，每次使用前，还必须有美国人批准同意。

他们是49岁的钟士熙教授、43岁的蹇贤福副教授、41岁的王育民副研究员、40岁的张树生讲师和35岁俞午龙助理研究员，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与传统电子管计算机相比，晶体管不仅能实现电子管的功能，而且具有尺寸小、重量轻、效率高、功耗低等优点，使计算机体积从过去占满一间房，浓缩为只有一张书桌大小。

1976年底，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福特签发了两台Cyber172型超级计算机的对华出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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