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科学史中的时间静止术

例外论之所以强调美国“独特”的空间特性，是为了构筑一种静止的、可控的历史意识，以对抗美国人对共和腐化的焦虑。因此，十九世纪从欧洲传入的历史主义遭受了例外论的激烈抵制，甚至有人认为，历史主义是激进派颠覆美国共和制度的阴谋。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者试图将历史主义与例外论调和起来，把美国历史融入自由主义“进步”的西方普遍历史。而二十世纪初涌现的现代主义历史意识，则与这一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例外论格外合拍，现代主义迅速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例外论的内核，是共和制与时间的对抗，空间上的“例外”是其实现手段。在《起源》一书的作者罗斯看来，历史上各种版本的美国例外论的原型，都来自波考克笔下的这一“往复运动”，它是清教、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妥协调和的产物。美国的“例外”并不是固定的社会心态，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装置，它不断地通过各种话语变体将美利坚共和与腐化的宿命隔离开来，结果加强了美利坚民族特异性的观念，影响了美国人构想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的方式，从而塑造了美国经验。换句话说，美国的“例外”是一项典型的“自证预言”。

1923年柯立芝总统在白宫接见美国经济学会成员

如果与同期欧洲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历史主义对欧洲的深刻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知识界接受历史主义的速度较为迟缓，影响也相对短暂，而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对现代主义的反应却格外迅捷。这一接受史并非偶然，而是例外论持续作用的结果。

与伍德不同，波考克并不认为美国革命带来了“古典政治学的终结”，革命之后的美国人也并非全面拥抱了自由主义。即便在革命终结与一七八七年立宪后，共和主义的幽灵始终在美国人心头萦绕不去。十九世纪美国政治生活的深层动力仍然来自上层精英对公民美德消逝的焦虑、对共和制度腐败的恐惧。

英国辉格党的重商倾向是危险的，它过分强调政府服务于个人利益，很可能侵蚀公民美德，让共和政府屈服于商业与扩张的欲望。美国共和政府建立的特殊历史处境，导致美利坚共和制始终处于前进与后退的两难之中。

例外论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发育，正是围绕共和制度能否在新大陆长存这一问题展开的。国父一代相信，混合政体能够制衡和约束权力，防止共和腐败，而新大陆的社会土壤也能培育出德行超然的“自然贵族”，维系共和国的公民美德。一八一二年战争后，建国第二代逐渐掌握政权，他们粗鲁、暴力、党同伐异的作风与国父一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人关于共和美德能否延续的怀疑达到顶点。

因此，罗斯本书的写作意图，实际上是继承了波考克对共识史学的批评，反驳“认祖归宗”式的社会科学史。在共识史学中，社会科学史不过是政治史“条顿种源”的映射，实证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兴盛常常被描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逐利与自由倾向在新大陆的生发。实际上，将现代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倾向看作英美“民族性”的延续，恰恰落入了共识派的窠臼。美国思想传统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美国人的行动框架、话语传统和历史语境塑造的，例外论是一种美国人惯用的思想装置，而非固定的思想内核。

在例外论的框架中，西部土地“安全阀”是调和商业与农业理想的关键，只有保证土地的自由供给、自由经营，公民美德方能建立在个人自利的基石之上。因此，在美国内战前的政治论争中，南部蓄奴制度成为例外论最突出的敌人。直到内战后，奴隶制这个巨大的“例外之例外”被消灭，共和话语与自由话语之间的紧张才得以平息。

在随后的“杰克逊民主”时期，美国人扩大了政治民主的范围，希望公众意志得以充分表达，从而限制美国政治腐化的倾向，修复例外论的理想。然而，共和话语与自由话语之间的张力并未消失。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愈发严峻。

在共和修正学派看来，这套政治语言是霍布斯式的，而不是洛克式的。它更接近于共和主义，而非强调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个人自由主义。不过，“哈佛派”主张，随着共和制度的确立，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伍德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提出，在美利坚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精英们使用的古典共和话语遭遇了严重危机。随着革命的推进，更多的社会阶层加入到革命之中，美国人“几乎一夜之间”放弃了共和美德的话语，转而拥抱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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