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

死亡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最后一件大事。现代生物医学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当现有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疾病时，如何满足患者在生命末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安宁疗护，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强调生命尊严和死亡质量的安宁疗护，在积极治疗和完全放弃之间搭建了第三条道路。在老龄化趋势显著的今天，我国安宁疗护的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根据2020年12月发布的《中国缓和医疗发展蓝皮书（2019—2020）》，2016年全国有1.84亿人患老年慢性病，有732万老年患者需要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

从1988年10月上海南汇成立全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至今，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在过去30多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管理规范（试行）》和《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并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启动第一批和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2019年底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安宁疗护列入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18年全国安宁疗护累计服务患者28.3万人次，2019年底全国可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有61家，床位数、执业医护人数均有较大增长。但是，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这表明我国仍有巨大的安宁疗护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因此，有必要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

安宁疗护服务应该具有普惠性。普惠性意味着人人都能享受到，地区资源平衡并且服务质量较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安宁疗护作为一项能够节省社会资源且能满足群众基本需求的服务，是当下最为合适的普惠性民生建设内容之一。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重视服务公平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性，也兼顾服务提供的可持续性，是对国内现阶段政策环境下“优逝”问题相关的兜底民生政策的补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观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实现对人民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关注，需要围绕“三级联动、社会福利、协同合作、服务规范、多维评估”五个方面，实现突破和创新。

第一，完善“医院—社区—家庭”三级联动服务模式。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要实现全人群的广泛覆盖，需要在医院、社区和家庭之间，建立起广泛、有效的联动机制。“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模式可以让安宁疗护服务下沉，结合医院的先进医疗技术资源、社区的养老和护理资源、家庭的日常照护力量，实现医疗和社会资源的精确投放和整合。三级医院是安宁疗护服务的主要入口，但在现有制度下难以负担大量安宁疗护病人，因此需要社区和家庭在其跟踪指导下提供床位支持并承担日常照护，同时建立大数据平台作为整个体系的中控指挥台，满足数据管理和资源调配的需求。安宁疗护病人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在医院、社区、家庭中上下流动。

第二，建立一套与安宁疗护服务配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如何帮助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实现收支平衡，是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需要重点解决的服务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必须建立明确的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形式、支付规范和社会保障等运行机制问题。有学者多次呼吁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明确国家财政在医疗保险中承担安宁疗护项目的比例。在建立完善安宁疗护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有必要设计面向失能失智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形式，在“医院—社区—家庭”三级联动服务模式已经厘清主体并且限定服务内容的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惠及全民、政府兜底、人民满意的社会福利体系。

第三，探索多部门、多机构和多行业协同参与的合作模式。构建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卫生管理部门、民政管理部门、社会保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共同发力。首先，需要打通医疗和民政之间的制度性障碍。我国安宁疗护服务的群体主要是老年人。老年患者的安宁疗护服务同时牵涉养老和医疗两个不同体系，需要医疗民政双管齐下。有必要将安宁疗护服务纳入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将养老院、护理院等医养结合机构有效地整合至安宁疗护体系。民政系统的保障和补贴也应该向老年人的安宁疗护服务适当倾斜，例如将安宁疗护纳入长期照护保险的护理保障范围。其次，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安宁疗护服务机构，以政策红利来吸引投资，将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安宁疗护体系，探索不同性质医疗机构的转诊与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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